第一辑《老照片》1996年底一经面世，即风靡全国。

第一百辑《老照片》封面

 

18年前，在一期电视节目中，《老照片》丛书主编冯克力曾被问到这本刚刚面世的图书会不会一直做下去，他随口回答道：“是的，《老照片》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做下去。”这句话在当时差不多是“不走心”的，因为即使是对于掌舵人来说，《老照片》的未来也难以预料、遥不可知。不过，这一当年大胆的预测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从1996年12月第一辑《老照片》问世，到本月出满一百辑，《老照片》真的就这样宠辱不惊地一路走了过来，并且几乎还是“老样子”。18年对一套书籍的出版不可谓短，对一个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发展却并不算长，然而，当人们站在这个时间点沿着《老照片》的轨迹回望过去，急剧变迁的社会图景隐藏在一幅幅“老照片”背后，历史的气息就这样纤毫毕现、扑面而来了。

 

一朝成名天下知

“我们最早策划《老照片》这套丛书的时候，并不认为它会是一本畅销书，我们仅仅希望它是一本有趣的书，有喜爱它的一群读者，我们那时候预计发行1万册就可以生存了……”《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笑风生地回忆了许多当年的“内情”。

1996年12月下旬《老照片》第一辑出版，按照大家对“生存线”的估计，印了1万册。当时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刚成立三年，还没有一个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只能委托一个有过些许合作的杂志社，通过他们在书摊的渠道代销。对方很有顾虑，担心《老照片》卖不掉，于是双方讲好，先把《老照片》摆上书摊再说，万一卖不出去就当《老照片》自己交了学费；头三辑每辑交给这个杂志社5000册，如果连试三辑都没什么人买，《老照片》就不做了……

书发出去以后，大家的心都悬着。

很快，一些批发商开始打来电话要求添货。在首印1万册的基础上，第一辑又加印了1万册。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加印的1万册又卖光了。

到《老照片》第二辑出版的时候，第一辑已经加印了3次，累计发行了4万册，并且在后来持续热销、又多次加印……就这样，第一辑总计发行超过了30万册！1997年3月和8月，《老照片》第二辑、第三辑出版，“高烧不退”的势头继续上演。前三辑经过六七次重印，每辑销售量都超过了30万册！这不但创下了当年图书发行的奇迹，也创下了《老照片》发行的最高纪录。

《老照片》一炮而红其实绝非偶然。虽然它给人的印象是朴素平实、沉静内敛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实现了一本大众读物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多方面的创新。

在《老照片》面世之前，市面上的图文书籍要么是配有简单文字说明的画册，要么是文字居于主导地位、辅以或多或少的插图，在当时就有评论认为《老照片》这种图文并重、以文释图的模式，为读者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图书样式。在书的策划阶段，冯克力在“征稿启事”中对稿件提出了“文章须围绕照片撰写”这一总体要求，这句话在当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或许只是凭他长期担任《山东画报》编辑的一种直觉经验。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要求，使得《老照片》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图文结合的方式。读者对这种形式的认可，甚至在日后引发了图文书籍的泛滥……

更重要的是，出现在《老照片》中的照片，大都是一些被正史所埋没的“下脚料”，和人们头脑中既有的历史观念相比，虽然有点“微不足道”，但新意十足、引人入胜。“在我看来历史往往是很笼统的，很大程度上排斥生动活泼的生命的自然状态。《老照片》所选取的照片，都是处在‘历史’边沿上的东西，比如第一辑中的《曾经有一种参照》，再如《天地间的女孩》，这些或严肃或温馨的照片，历史是不会给予太多关注的。”“它们绝不是那种呆板的说教或者罗列，更多是用一些凡人琐事折射出生活的意义。”冯克力认为。

2001年，在海德堡大学的一次中国现代史学术会议上，曾经在北京某高校任教的美国学者爱德华·S·克雷布提交了一篇名为《新近中国的旧事物：关于私人历史记忆的出版物》的论文，《老照片》丛书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文中谈到：“《老照片》中提供的照片和文章将读者导向这样的观点：对普通人来说，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是人们过去所欠缺的。这一观点，对中国政治和国家的将来有深刻暗示。”他的论述恰恰成了《老照片》在当时还比较朦胧的编辑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忐忑来客和“神秘”同行

有一天，一位家住济南的退休工人师傅骑着自行车来到编辑部，他名叫杨德峥，给《老照片》带来了几张自家的陈年旧照和一篇手写的稿件。在编辑阅读稿件的过程中，杨师傅就坐在一旁，他的忐忑和紧张溢于言表—活了大半辈子，他这还是第一次动笔写文章，担心编辑们看不上眼。

文章写的是他们一家几代在过去几十年中的真实际遇。他的祖父早年通过经商改变了家庭的境遇，在新中国工商业改造中遭遇了种种坎坷—母亲因病早逝，祖父也在公私合营后不久离世，而他的父亲在祖父去世两年前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才得彻底平反；他本人从五岁起便跟着祖母生活，祖孙俩在颠沛流离中相依为命……

编辑看罢，连声夸奖文章写得好，他这才稍稍松一口气说，直到他临来以前女儿还在坚决反对他投稿，嫌他没念过几年书。可是执拗的杨师傅觉得，家里几辈人的遭际在他的头脑中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再不写出来实在憋得慌。

杨德峥的“处女作”就这样发表了，像他一样在《老照片》里发表自己“处女作”的读者大有人在。冯克力曾经谈到，“我们所选的照片必须有当时社会生活的含量，许多照片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也并没有要刻意记录或表现什么，但就是因为它把当时最真实的情境记录了下来，又经过了几十年的沉淀和积累，这张照片可能就有了意味。”

《老照片》对于普通人而言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很多平民百姓因此而参与到一种历史的叙述中，并收获了特殊的自信与尊严。据了解，在《老照片》的作者群体里，除了头两辑因为是创办之初、约稿的比例相对较高以外，在随后非专业的作者几乎占到了70%。当然，这些人中有人有媒体从业的经历，也有人是业余文史爱好者，但是他们最初都是《老照片》的普通读者，随着跟《老照片》不断“碰撞”，就有了不吐不快的表达欲望。

不过，《老照片》的作者队伍里偶尔也会闪现出一些特别的人，来自台湾的老照片收藏者秦风先生就是不得不说的一位。

据冯克力回忆，秦风当时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有一次到北京来采访，住在华侨大厦，晚上他去酒店旁边的三联书店闲逛，很快就发现了《老照片》。第二天，编辑部便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编的这本书，创意很好，但是照片画质还不算特别好。我有兴趣给你们投稿，可不可以？”冯克力一听说他是台湾来的，还要投稿，非常高兴，就问：“那您要投的是哪方面题材呢？”秦风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回去之后我先整理一下，发过来你看看。”

大约过了“漫长”的半个月，冯克力真的收到了秦风从台湾寄来的信。打开信件，他立刻被里面的照片和稿件吸引了。这组照片的内容是“蒋经国和他的家人们”，主要是反映蒋经国和他的夫人、孩子的日常生活，“我记得还有一张是蒋经国趴在地上，他的孩子骑在他身上。那时我们和台湾还处在比较隔离的状态，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照片，当即决定刊登了。”

从那以后，好多辑的《老照片》都有秦风的稿件。冯克力认为，对于民国时期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对于1949年之后台湾发展的过程，秦风的来稿不但填补了《老照片》内容的空白，其实也通过《老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内地大众观念中的空白。在他看来，秦风的“投稿”并不真的是投稿，其实是对《老照片》琴瑟相和式的无私帮助。“他在台湾购买那些照片应该比较贵，但我们给他开稿费还是按照国内的标准。他并不是为了我们给他的百十元钱的稿费，而是觉得《老照片》的历史文化追求和他的想法比较契合吧。”

 

对历史的新观察和新解读

“我们做《老照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以老照片为媒介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我们想通过多元视角回溯我们的过去。”冯克力说。在稿件的选用中《老照片》并没有给自己设定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而是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对历史的新观察和新解读。

有的时候，《老照片》的内容甚至会因为与众所周知的历史有所不同而引来一些争议。

比如在《老照片》第三辑里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做《郁风与蓝苹》，作者是李辉。“蓝苹”是江青的曾用名，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讲20世纪30年代作为演员的江青在上海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往事，画家郁风是当时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所策划、组织的外围组织——的创办人之一，而江青则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文中说到：

“这是与传统女性大大不同的一代新人，这是在社会动荡推动下行进的知识女性。她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构成一部书。但是，她们中间，经历最具戏剧性、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蓝苹—江青。”

文章最后还援引了一段郁风对江青的回忆：

“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从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有看出来。”

文章刊出以后被《中华读书报》转载，随即争议之声四起，有人认为“她们中间……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我可没看出来”（即没看出来江青“野心勃勃……”）等等的表述是在美化江青。很快从中宣部、到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再到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开始调查了解情况。冯克力回忆说，他们按照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说文中提到的几个人中江青“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大”并非不属实，虽然这种影响是极其负面的；而感叹没看出来20世纪30年代的江青有多么坏，也无可厚非，仅就她当时的所作所为而言确实如此……报告就这样递上去了，后来主管部门再也没有就此事找过他们，当是默认了他们的意见。

冯克力也不无感慨地说：“出版管理部门对《老照片》还是很宽容、很爱护的。”“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我们并不是一味地束手束脚，而是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触碰，当然我们也会努力把握好尺度。”

读者对《老照片》的关注尽管有时会以争鸣的方式表达，但更多的时候是对名篇佳作的激赏，这在已出版的一百辑中不胜枚举。比如采访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的文章，一经刊发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黄万里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从1937年留学归国起，他就把毕生的心力都倾注在了国内大江大河的治理之中。他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为右派；在三峡大坝拟议建设之初，他也曾多次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地质、环境、生态、军事诸方面痛陈三峡工程不可上马之缘由。2000年，当《老照片》辗转联系上黄万里时，老人已经89岁高龄，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从黄河到长江、到雅鲁藏布江，在他看来河流应被视为活的生命给予尊重。在《老照片》参与这次采访的一行四人中，由赵诚执笔，写就了《但教莫绝广陵散》一文，刊发于当年9月出版的《老照片》上。

这篇稿件很快引起了轰动，这也是国内媒体第一次报道这位蜚声中外、敢讲真话的中国著名水利专家。仅仅一年之后，老人带着毕生的遗憾溘然长逝，《老照片》的刊载报道几成绝响。

 

大浪淘沙洗尽铅华

在《老照片》火速走红之后，最初的辉煌其实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老照片》的成功，模仿者一哄而起，从1997年开始，一阵“老”旋风裹挟着在当时成为流行趣味的怀旧气息席卷了整个传媒市场。蜂拥而起的模仿者不但造成了怀旧主题以及图文书籍的泛滥成灾，同时对《老照片》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从第五辑开始，销量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这正是“老”风潮铺天盖地的当口。第五辑发行了18万册，第六辑发行17万册，到了第七辑，销量只有4、5万册了。

“即使没有这些跟风者，《老照片》的热潮也会逐渐降温的，像最火的时候每辑发行三、四十万册不可能是常态。但是模仿者对《老照片》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老照片》发行量跌得实在是过快了些。”《老照片》发行到第十辑、十一辑的时候，发行量已经跌到了现在的水平，也就是每辑2、3万册。“在这个发行量下，丛书还能够生存，但是对于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力不从心了。” 冯克力回忆。

不过《老照片》并没有就此消沉，从第二十辑开始，出版社一个新的策划使它重新焕发了活力，这就是推出《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从第二十辑开始，《老照片》每5辑合订成一册，以精装的形式推出了珍藏版，这种形式很快就得到了读者的认可。随着《老照片》出版得越来越多，它的文献性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合订本也因而具有了收藏价值。“老照片”不但不会过时，反而越“老”越耐看、越有意味。

18年过去了，跟风者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老照片》虽然早已告别鼎盛时期的繁华热闹，却在岁月的洗练中重新定义了自身的价值，成为中国出版界一株沉静内敛的常青之树。

2013年，陈丹青在为冯克力的新书《当历史可以观看》作序的时候，描述了他对《老照片》看法的转变。刚刚接触到这套书的时候，他觉得这么珍贵的影像假以这么廉价的载体实在是“可惜了”，为何不像国际范儿的出版物一样，做成装帧精美的一流影集呢？随着接触得多了，他终于发现《老照片》是超乎“影集”之上的，它朴素的形式就是它的内涵最本真的告白。他说《老照片》“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有自尊”，希望它“一如其旧”。

谈到《老照片》的未来，冯克力说：“不妨就遵从陈先生的建议，让它保持‘洁净而有自尊’的样子，‘一如其旧’吧。”

 

（张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