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自由这个名字，如果不是修学历史、并且以中国近代史为专攻的话，其他行当的人恐怕不太容易知道。说来寒碜，笔者以前对他也是闻所未闻，若非适逢辛亥百年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节点，因职业关系有若干功课必须做，我对这位鼎鼎大名的辛亥人物的无知，同样不知还将延续到猴年马月。
然而一旦知道了，对他的兴趣便陡然大涨。
阅读，是一条可以让人不再那么孤陋寡闻的捷径。
2010年11月，笔者受单位指派，前往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查阅档案，在大堆陈年卷帙中，无意中读到一条目录，很吸引眼球：《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革命军敢死队长张承槱之自述》。辛亥上海举义，世人皆知陈其美，而陈手下名气比较大的，刘福标（亦作“彪”）肯定要算一个，许多史料都称其为敢死队长，敢拼敢杀，胆气冲天，留给后人的传奇一大把。如今出乎意外，突闻有陌生足音跫然而至，又出现一位敢死队长，同刘福标的历史身份一字不差，完全重叠。这不是撞车了嘛！怎么回事？特别挑逗人的好奇心。
这篇张承槱自述（容另文绍介），显属“逸文”无疑。而对这篇逸文进行钩稽转录的，就是曾经大名鼎鼎，如今久湮无闻的冯自由。
二
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建华，1882年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1958年病逝于台湾。早年，此人是孙中山大总统府的机要秘书；晚年，曾经做到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在海峡彼岸，地位烜赫一时。但即便如此，和他波澜壮阔的前半生相比，仍嫌逊色。
冯自由的祖籍是广东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直到其祖父冯展扬一辈，冯家世代都是“良民”，靠的都是“悬一壶于肆头”，行医卖药，挣钱养家，一向循规蹈矩，从来没有和现行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过冲突。变故发生在洪杨之乱、也就是太平天国兴起之时。清咸丰初年，即1851年稍后，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金田造反，两广一带人心大乱。洪杨派遣部将陈金刚等，前往广东发动民众，以求举兵呼应。广东“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这些人为了标识自己的政治态度，纷纷以红布裹头，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红头贼”。冯自由的祖父冯展扬不幸也趟入了这潭浑水，被大清警察以“交结红头贼”嫌疑逮捕入狱，最终“瘐死”、也就是病死在南海县衙监狱。冯父镜如闻讯，悲痛无已，抱恨终天，为躲避株连，仓促去国，远渡扶桑，从此在横滨一住就是几十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甲午兵败，泱泱中华输给了蕞尔岛国，冯镜如深以为耻，誓与满清切割，当即剪去辫子，改装洋服，成为横滨当地第一个剪辫易服的汉人，被旅日华侨们唤作“无辫仔”。
这年秋天，孙中山从檀香山归国，一路上舟行浪涌，年轻的职业革命家利用一切机会，向同船侨胞宣讲革命，鼓吹逐满救国。适有一位名叫陈清的行商也在船上，聆听了孙的宣讲激动不已。船抵横滨后，陈清一上岸就忙不迭地向他的生意伙伴们逐一学舌。冯镜如闻听，也是大为倾倒，这人的言辞和他一向对“清政不纲”的抨击简直太投契了，于是怂恿陈清再返轮舱，力邀孙中山上岸交流，共商国是。孙中山因轮船启碇在即，没能满足冯父的邀请，但坦诚相告，他此去广东就是为筹谋大举，希望大家返粤相助，同时委托陈清带回一沓子宣传品代为散发，其中包括兴中会章程及讨满檄文、对外宣言等，嘱咐在旅日华侨中广泛发动，响应革命。
孙中山所说的广东大举，即乙未（1895）九月重阳节之役。这场战事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可惜，就和中山先生一生所策动的大多数军事行动一样，也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中山先生身前身后有过许多头衔，辉煌夺目，唯独和军事无缘。再怎么伟大的人生也免不了短板，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短板。这真叫天命，老天爷钦定的规格，谁也莫奈其何啊！因为乙未九月之役比较著名，算不得“逸史”，我这里姑且从略。
三
乙未兵败那一年的深秋，孙中山等人从广州逃往香港，然后取道日本，准备再返檀香山暂避。在他又一次途经横滨的时候，专程上门拜访了冯父镜如，两位神交已久的人物终于有机会相识。冯家首次接待中山先生，是在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冯自由对这个地点的记忆可谓铭心刻骨，因为这家主营出版的商铺老板就是他父亲，也是他寄居日本的家。见过中山先生以后，冯镜如便响应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在横滨命俦啸侣，组建兴中会分会，并被众举为会长。
孙中山途经日本，还有一段插曲很值得记述。
从太平天国洪杨起事，到孙逸仙广州谋举，中国民间的反抗力量对自己的行为界定，一直使用“造反”、“起义”、“光复”等词语。孙中山此次由香港东渡，在横滨离船登岸，顺手买了一份日本报纸，只见上面已赫然登载：“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日本媒体消息的快捷，中山先生已经有所经验，但对日媒称自己为“革命党”，他还是第一次领教，内心颇为认同。于是对同行的兴中会密友陈少白等人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汤乃夏代商族首领，单名一个“履”字。史载，此君有任人唯贤之雅量，放手起用伊尹、仲虺（huǐ），纳为辅臣，经十一次出征，陆续攻灭临近的葛国、韦国、顾国、昆吾国，遂成当时强国，最终一举扑灭夏桀，另立商朝，建都于亳。商汤亦称武汤、武王、大乙、高祖乙等。《易·革》此句，意指王者受命于天，天赐王权，所以推翻前朝的行为即意味着变革天命。日本媒体拿汤武革命作比，把孙逸仙同寻常所说的犯上作乱之辈作了区分，将其归类于革命党，言下之意，革满清之王命，同样具有顺乎天意、应乎人情之正当性。这个意义表达显然要比造反、起义等词语拔高了一个档次，来得更为神圣，用以界定兴中会等组织的性质，的确再精当不过。难怪中山先生一见倾心。日本人之活用汉语，此例堪称典范，简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孙中山一语定乾坤，“革命”一词从此风靡，沿用至今。
四
孙中山途经横滨、避难檀香山的那一年，冯自由14岁。一日，大约在横滨兴中会成立一星期后，冯自由回忆道：
中山先生等“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中山先生曰，好读哪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
大凡革命党，还有造反派，冲锋陷阵的大多是年轻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为年轻总是与激情、敏锐、热血相伴随。然而14岁，毕竟还嫩了点，连心智都未必全开呢，但这恰恰是冯自由一辈子的自豪。少年革命党，终究不多，太不容易啦！即便沾染了几分轻狂，也未尝不可。后来的中共方面，例如胡耀邦、陈丕显，都曾以“红小鬼”称誉一时，他们投身革命时的年龄，也都和冯自由不相上下。
难怪1899年时的冯自由敢于自题：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
而到了1945年，63岁时的冯自由留下的墨宝却是：多病多愁多远见，良言时诫逞辞锋。
不同的年龄段，对于人生的意义竟然如此不同。
冯自由做的第二件很牛的事，是直到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前，他和他老爸的寓所，一直是旅日“革命党各方交通线之枢纽”，担当着“传递消息，联络党谊”之重责，时间长达近10年。期间冯自由也从一个嗜好小说的懵懂少年，迅速成长为党内中坚。18岁以后，他连续参与和发起的大项计有：创办《开智录》、《国民报》，组建广东独立协会，召开支那亡国纪念会等等。每一项活动，都为他的青春注入了沉甸甸的份量。他还受聘为香港《中国日报》、美洲致公堂《大同日报》、檀香山《檀山新报》等驻东京的记者、通讯员、联络人。
更牛的一件事，冯自由自诩：
乙巳（1905）七月，中山先生联合全国革命党各派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余亦第一日发起人之一。
同盟会创始人，这个头衔在民国时期绝对响亮，而当时的冯自由，也才不过23岁。
之后，冯自由担任了《中国报》社长，主持国内南方各省之党务军务，直接指挥了1907年（丁未）4月的潮州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同年5月的广州谋炸李准之役、9月的惠州汕尾运械之役；间接参与了1907年7月的钦州防城之役、10月的广西镇南关之役，1908年（戊申）2月的钦州马笃山之役、3月的云南河口之役，1910年（庚戌xu）正月的广州新军反正之役，1911年（辛亥）3月29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
武昌起义之前的那些军事行动，冯自由几乎无一遗漏，悉数涉足，大有叱咤风云之神采。称之为同盟会元老、甚至辛亥元勋，应该不算过分。
其间，1905年同盟会创办后不久，冯自由前往香港《中国日报》主持报务，为刊发孙中山亲撰的党纲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以行文冗长不便为由，擅自将其简称为“三民主义”。不料他的偶变之举，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从此三民主义响遍中华。
五
1910年（庚戌）正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冯自由流亡加拿大，担任温哥华《大汉日报》总撰述，兼向旅居加拿大的侨胞募集起义军费。革命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没有相当的经费资助，那些军械装备、人员开销便无从落实。所以当时同盟会成员最要紧的一桩加盟义务，就是广募资金，以支撑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的国内革命同志。不料次年3月，黄花岗起义再败，八百敢死队员牺牲逾百，善堂殓得遗骸七十二具落葬，义惊国人，魂动天下。冯自由备尝辛苦募得的银钱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温哥华已经很难再向人张口，只好转向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饷局，继续为革命化缘输血。
一连串失败的战役，终究还是掏空了千疮百孔的晚清基座，黄花岗起义仅过去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便彻底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座衰朽的统治大厦终于在一息之际轰隆隆整体崩塌，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倒俱倒，无可救赎。
1911年岁末，旅美华人致公堂、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三家海外革命团体，公推冯自由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筹组共和政府，同时缴呈筹饷局两年来的收支总册。
民国元年，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临时大总统，冯自由出席就职典礼，并被委以总统府机要。五月，经业已卸任的孙中山和前陆军总长黄克强推荐，冯转任北京政府临时稽勋局局长。所谓“稽勋”，是一个古意盎然的词汇，现在几乎看不到使用了。稽者，计也，犹统计考核；而勋，即功劳功勋功臣之意。连在一起，稽勋就是对“海内外革命党人之大小事迹”，进行“剀切调查”、“搜罗征集”，进而“崇德报功养生恤死”。这是对功臣的褒奖，对烈士的慰勉，是历朝历代的胜利者都必须做的事。
然而，冯自由在任仅仅十五个月，即遭蓄意篡权的袁世凯逮捕，被关入大狱，稽勋局关门歇菜，“遗恨稽勋大业空”。但正因为有此中途夭折的十五个月，才牵引着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被后一轮胜利者忽略的这扇冷门，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民国史研究上非常独特的地位。对他的治史，章太炎给出的评价是“阿私之见少矣”。寥寥六个字，是对他忠于史实、持论公允的极高评价，也是对他权威地位的权威认定。
然而，冯自由虽“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孙科语），而且还是三民主义这一简称的创造者，对孙中山所开创的事业景行景从，终生不渝，但对孙中山的某些策略，却并不言听计从。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连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即遭到冯自由的公然反对，而且态度坚决，领头抗辩，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代表性人物。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在上海组织所谓“同志俱乐部”，在国共合作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冯自由的言行不能为时势所容，被开除出党，不再受到重用。
六
也许是游离于权力中心的缘故吧，作为曾经的功臣，如今却越来越边缘化的冯自由，在众人眼中，无非一介失势的政客而已。如此，他便必然遭遇一道无形却强力的大墙，同世态炎凉迎面相撞，备受轻薄乃至侮慢。面对那些新贵们“数典忘祖，喜谤前辈”的权场风习，他不仅深感失落，并且深恶痛绝，以为“国人对于革命开国之往事，茫无所知，实足以影响国运之兴旺”。随着日月的流逝，辛亥同人已殁没无几，当初兴中会与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所剩已然不多，民国开国之前的种种壮烈与牺牲、坚韧与悲辛，愈来愈淡出人们的记忆。联系自己当下的境遇，冯自由的心头益发愤懑不已，遂“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笔之于书”，于1928年出版了洋洋洒洒一百万言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负有使命感的治史，和一般学问式、兴趣式的治史，是不一样的，和御用式的治史，更有霄壤之别，别具鲜明的人格特征。至少，这样的治史不会邀宠于当朝，不会将笔墨集中于新贵显臣，一味地锦上添花，甚至不惜虚矫作假。
同正史相比，冯自由更倾心于逸史笔记，目的是将“革命党人可歌可泣之大小事迹，不拘庄谐雅俗，一律公诸于众”。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以避文网、补阙漏、明真相，阐幽显微，光前裕后----“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也”。如同当年，“总理重阳唱大风，我是马前一小童”那般，冯自由胸怀的使命感依旧如此神圣。
七
仲尼当厄春秋作，
左丘失明国语成。
我志未酬愧死友，
写将逸史寄平生。
怀着近乎于孔老夫子和左丘明的悲愤，冯自由为他的又一部著作《革命逸史》，自题了十首七言诗。诗写得算不上多么高明，但言为心声，诗言志的功能还是实现了的。从诗中比附的那些典故看，不难读出他当时的心境有多么糟糕。孔子周游列国，连饭都没得吃，还被人频频围攻；鲁国史官左丘明，著史之志偏偏萌发于目眇之际。冯自由的境况有那么糟糕吗？当然没有。文人通常自恋，自恋者往往自哀自怨，一旦落笔，便极易“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冯自由的境遇虽未必多么糟糕，但经他自我放大的悲愤之情，却丝毫也不比那些古人逊色。
自从被开除党籍，冯自由心情灰暗，沮丧之余先是跑到上海，借经商作为排遣。冯家上几辈人都以经商为业，做生意对他不陌生。1928年，冯自由顺利地当上了总经理，而且是上海滩最著名的四大公司之一新新公司的总经理。但是，男人（女人也一样）只要从过政，几乎有一个算一个，则再难摆脱权力对他的诱惑。经商也好，开厂也罢，不管挣多少钱，都远不及指点江山那般过瘾。那种瘾头，就像烟客沉溺于毒品一样，即使被人硬逼着戒了，但心瘾依然，终生难除。一旦外界有所诱惑，照旧哈欠连连。
1933年，已经年过半百的冯自由终以同盟会元老之身，复归政坛，但遗憾的是，那位资格远比他嫩的小蒋（介石），仅为他安排了一个立法委员的闲职，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独裁体制下，连立法院都不过是摆设而已，况乎区区委员哉？老冯除了当当花瓶，能有什么实事可干？
1935年，去党十年的冯自由终于重沐党恩，被再次接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但这算什么嘛，冯自由会在乎吗？连这个党、这个民国，都是他们这批老家伙创建的，哪怕你再开除他十次，他也不会自视为党外人士。没有咱老冯，哪有那些“沐猴蒙马更纷纷”？切！
虽然党票是拿回来了，但老冯仍不受党国重用。小蒋对元老所采取的策略，是安抚，而非启用。那些自以为是的老家伙，在野尚且指手画脚，一旦权柄在握，谁还能驾驭得了？
老冯很失望，不能不和当厄之孔丘、失明之左丘，产生极大的共鸣。类似的心绪，在他后半生的几十年间，几乎长凝不散。“无量头颅无量血，最怜鸣釜毁黄钟”；“何处渭滨可垂钓，满天鹰隼叹藏弓”之类的诗句，每每出现在他的案头笔端。冷眼旁观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他的评价也是多有保留：
行年七九未衰翁，（七九即七九六十三，这年冯63岁----引者注）
太息民权尚落空。
三十三年民主梦，
几人继撞自由钟？
巡检寰宇，似乎惟余纸上谈兵、重温叱咤风云的历史辉煌才能让他稍感安慰。“晚岁重修革命篇，开基功业纸上传”。
写一部革命回忆录、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念头油然而生。
于是，便有了这部《革命逸史》。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动笔，到1939年2月28日前五集杀青，冯自由从上海到香港，不仅经历了上千个日夜的时光迁徙，而且饱受了抗战烽火的磨难砥砺。斯时中国，正陷入日寇铁蹄的疯狂践踏之下。
“一篇实录皆身历，启导青年认国魂”----当其时也！
而《革命逸史》第六集，直到1948年，才在国民政府即将倾覆的阴影下告竣。此后，冯自由又有《华侨开国革命史》问世。
1943年，冯自由辗转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底移居香港；1951年，蒋介石亲自电招冯氏夫妇赴台，并委以“国策顾问”（1953年）；1958年4月6日，七十六岁的冯自由在台湾病逝。
（姜龙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