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罹难者
一个城市就好像一种群栖的动物。一个城市有神经系统，也有头，也有肩，也有脚。一个城市也有一种整体的感情。一个城市有自己传递消息的方式。
当面容清癯、警服严整的孙刚，刚刚迈出退休老工人陈本正家的门槛，踏上离元里凹凸不平的台格路时，整条里弄的神经系统就已经随着他那稳健的足音开始跳动和震颤了----“陈老伯是冤枉的!”那些气喘吁吁，满脸稚气的初中生，还来不及把他们从窗户缝里窃听来的细节向同伴炫耀完毕，他们的母亲就插了上来，信半参疑地大声询问:“你怎么晓得?”
“呶，那个民警叔叔说的。”
于是，整条里弄向着孙刚的背影，行注目礼。
消息越过参差不齐的跨世纪建筑继续向外扩散。陈家分布在全市各处的二子四女都先后被“的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召唤到电话机前，专注地谛听老父从话筒中送出的显然由于激动而带着颤抖的话音。
一九八一年六月的阳光变得格外畅亮，眩目，陈本正因此而感到头有些发晕。这“纠正通知书”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得使他简直不敢置信。一纸素笺，万缕思绪，纷乱的记忆需要再理一理，理一理。
漫长而又屈辱的二十六年哪!他如蜗牛一般，背着一座沉重的山，缓缓地爬，天涯何处是归宿?
一九五五年，寒凝大地的冬至日。陈本正刚从食堂吃罢午饭回到车间，有人前来通知他，厂保卫科叫他去一趟。他漫不经心地应道:“就来。”说罢，从工作裤的胸兜里摸出一盒火柴，一面打着饱嗝，一面用火柴杆剔着嵌在牙缝里的茎茎叶叶，悠悠地向厂部办公楼走去。
一脚迈进保卫科，陈本正发现首先用目光迎视着他的是两位平常颇为熟悉的保卫科干部。但他们的语调听来却十分陌生:“陈本正，谈谈你解放前的简历。”
什么?他们叫自己“陈本正”，而不是叫小陈或小陈同志。陈本正的听觉是敏锐的。称谓，本不过是符号，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变成传达某种信息的传感器。
他很诧异，有点莫名其妙:“怎么啦……这是怎么啦……”
“别啰嗦，回答问题。”保卫干部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陈本正这才意识到，他们的目光一直在从他脸上搜索着什么。
看来苗头不对，一向拙于言词的陈本正不由得口吃起来:“十六岁……逃，逃荒到上海，二十岁……进厂当学、学徒……”
“那是哪一年?”来人问“一九三……三九年。”
“那年你干过什么坏事?如实交待!”
“交代?!”轻轻一语，如雷轰顶。干过什么坏事?记忆中茫然一片，根本无从说起……
“一九三九年底，你加入过汪精卫的汉奸组织吗?”
什么?加入汉奸组织?
“没有!绝对没有!”他连连摇手，坚决否认。情急中，话竟变得流利起来。然而，他从两位保卫干部怀疑的眼神中看出，这否认不起丝毫作用。顿时，他的情绪就像温度计上的水银柱，一下子跌到了零点……
谈话结束了，从此，陈本正被人从这座城市的整体情感中放逐出来。从单位到里委，几乎人人都知道了他是个敌视人民政权的汉奸，卖国贼。派出所的民警三天两头上门敲木鱼，居民小组长警惕的目光似乎在告诉人们，陈本正随时可能纵火投毒。陈本正无权再与人们共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愉悦之情，刚刚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人民，无须任何教诲，理所当然地向所有奴役过他们的丑类投去本能的敌视和鄙夷。
“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这是陈本正一向奉为至理的正定理。那么，既然人已知，莫非已曾为?老实人被自己杜撰的这条逆定理给弄糊涂了。是啊，如果没有一点线索，保卫科是不会无端怀疑一个人的。那么，这线索是谁提供的呢?他(或她)干吗要这样作弄他陈本正呢?种种猜测和假设，像气泡似地从陈本正的脑子里冒出来，咕咚咕咚地变幻着光怪陆离的颜色。是他?不像!噗，一个气泡破了；是她?好像……不，也不像!噗，又一个气泡破了……陈本正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夜以继日地同自己幻觉中的对手进行着痛苦而持久的搏斗，困惑、恐惧、惊魂难定。
久而久之，因“努力回想”而使大脑几至疲累极限的陈本正自己也将信将疑了:“也许我是参加过汪伪国民党的吧，但我本人并不知道呀!”陈本正怀着一颗负罪的心灵，向他的爱妻和二子四女作如是交代。可怜巴巴的语调里，七分无奈，三分被迫。多么荒唐的逻辑啊，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强化，一条扭曲的记忆烙印，竟然从无形逐渐变为有形，深深地嵌进了他的大脑沟回。除此之外，他找不出更合适的解释。长期的精神折磨，使一个爱说爱笑的壮小伙，变得木讷而近于痴呆，眼目无神，行动迟缓，腰背日渐佝偻……“无情流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洲。”
当时的陈本正还不知道，就在他罹难的同时，还有一大批人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划入另册。
说起来，也太偶然了，也许无巧不成书吧。不然，就不会有我们正二、事出有因
在叙述的这个故事了。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天气晴好，光照充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亮堂堂的阳光彻照。就在××路口拐弯处的那个收购废旧物资的货栈门前，一位偶然来此办事的公安干警，极其偶然地向门内堆放的废纸瞥了一眼，原先散漫的目光顿时变得炯炯有神了。在被穿堂风吹拂得簌簌作响的纸堆中，几页十六开纸上的黑色字迹蓦地映入眼帘----中国国民党入党登记表!
出于一种职业性的敏感，惊讶中，他蹲下身子，拈起一页，匆匆浏览:姓名、照片、住址、入党介绍人、填表人签章(或捺指印)……不错，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再看填表时间，全部为日寇侵占上海期间的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一月，这就是说，这批填表人统统是双料坏蛋，不仅参加了国民党，而且参加的是汪精卫组织的汉奸国民党。
天哪!如此重要的敌伪档案怎么会出现在废纸堆里呢?毛估估数量不下千余张。一个硕大的问号出现在这位偶然过路的公安干警警惕的大脑里，戒备之弦刹时绷紧了。他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眼前的这堆“废纸”，他感到困惑，在困惑的同时更感到愤怒。高度的责任心和鲜明的爱憎使他无法容忍这种视敌情为儿戏的读职行为，人民卫士的崇高使命感驱使他立即作出反应:必须抢救出这批极为重要的档案，决不能让它毁迹于造纸厂的化浆池。
困惑和警惕，通常被视为智者的火炬，是值得赞赏的美德。然而，当初这位干警却无法预料，以后事件的发展，远远背离了他的初衷。
不久，这批档案出现在S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办公桌上。
敌情!敌情!上千份敌情线索，从这批汪伪国民党党员登记表上摘抄下来，装入信封，然后像撒网似地撒向全国各地——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
机关、工厂、学校、科研机构、体育运动团体……
保××，男，上海市人，1912年生；
郁××，男，上海崇明县人，1920年生；
黄×，女，浙江镇海人，1919年生1
瞿××，男，三十年代上海著名足球运动员；
蔡××，男，参加过柏林世运会，上海万国竞走比赛冠军……
“此人曾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一月间加入汪伪国民党，现是否在你处，请予协查……请予协查……请予协查……”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部线索摘发完毕，这批档案由治安处移交档案处保管，档号:D-A-V。
事出有因，白纸黑字，顺理成章。而且，限于解放之初，社会尚未安定的历史条件，这样做也是必要的.然而，对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恪尽忠诚的公安卫士们，都绝对没有料到，并非一切档案中的内容都是确凿可信的。档案的真实性同档案内容的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陈本正的悲剧性命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多么严峻的历史啊
面容清癯，警服严整的孙刚，走出离元里后，便又匆匆登上了驰往东郊热电厂的公共汽车。
初夏的和风，从车窗外吹进来，拂在脸上十分惬意。他摘下大檐帽，掏出手绢，揩着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孙刚已经不年轻了，两鬓间夹杂着的点点白霜，昭示着一个公安档案干部平凡而又琐碎的一生。
从掌握的名单中得知，东郊热电厂的副厂长俞耕同志，是这场冤案中的又一名受害者。据外调干部反映，一九五六年，该厂接到公安局转来的敌情摘要后，审千办公室即找俞耕同志谈话，并派专人从公安局借阅档案进行核对。经过核对，他们发现，汪伪入党登记表上所填的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及填表人照片，均与俞耕同志不符，俞耕本人也坚决否认加入过汪伪国民党。于是，该厂审干办公室于一九五七年作出结论，认为仅凭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俞耕同志曾加入过汪伪国民党，此问题应予否定。
看来，即使在反右扩大化十分严重的一九五七年，严格按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办事的同志，也还大有人在。
可是，俞耕躲过了初一，却躲不过十五。十年浩劫期间，一九六八年十月廿六日，正在厂基建工地下放劳动的俞耕，突然被造反派抓进牛棚，关了起来，罪名当然还是那个老问题。
每天三次批斗，每次长达二、三个小时，挂大牌子，坐喷气式，棍棒加拳脚，是那些造反派视为触及灵魂的最好方式。当这一切都未能奏效时，他们又想出了新的招数。连续几天几夜不许俞耕同志阖眼，搞起了车轮大战。他们逼俞耕站在凳子上，只要一打瞌睡就会栽下来，跌得头破血流……“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严相逼。”屈打却不能成招。然而，极度的疲乏，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却使俞耕绝望了。一天上午，他打开“牛棚”的窗户，从三楼跳了下去……。
也许是高度不够，也许是寿数未绝，反正阎王爷拒收俞耕这条冤魂。俞耕虽然没能死成，但双脚已摔成骨折，导致了终生残疾……
多么惨痛的教训啊!每每想起，孙刚就痛苦得心里直打颤。这批汪伪国民党党员登记表上的破绽很多，二十多年来又不断有被害人的申诉反馈到公安局，可为什么就没能对其真伪早一点做出鉴别呢?事实上，在公安局内部，早先接触过这批档案的同志，也曾产生过种种怀疑，可在当时的情况下，毕竟没人敢公开提出自己的见解。相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以极不慎重的态度推波助澜者，倒是不乏其例。在复审此案时，孙刚曾看到过一份市公检法军管会制成于“十年动乱”时期的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的“鉴定意见书”:
送验单位:××市渔轮厂革命委员会。
案情摘要:清队。
送验材料:杨××一九四○年所填汪伪国民党入党登记表中的手印和该厂副总工程师杨××的指纹。
检验要求:二者是否相同。
检验经过:登记表上的手印是一个顶部……与杨××指纹比对，两者近似。进一步检验，未发现明显差异……据以上检验，我们认为:两者指纹相同。
仅仅根据“近似”和“未发现明显差异”这两个条件，即武断地认定“两者相同”，这是哪家的刑事科学?又合乎哪一条逻辑推理?茫茫人寰，芸芸众生，指纹近似者何止盈千累万，且莫说“明显差异”了，即使只有毫厘之别，已足资证明非同一人所为。这对公安部门来说，应该是常识，无须赘言。可是，文革期间统辖整个公检法的军管会竟然荒唐到弃常识于不顾的程度。
粉碎“四人帮”后，S市公安局刑事科技部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对杨××的指纹重新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是:“两者指纹比对不同。”
多么严峻的历史事实啊!正视它，不仅需要才智，更需要时间，勇气和良心。正如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取悦于我们的谎言是被整个地吞咽下去的；一个我们觉得有苦味的真理是被一点一滴地浅尝的。”
四、一个有苦味的真理
是啊，品尝这个有苦味的真理时的感受之深，足以使孙刚终生难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宏伟气度和坚定的自信心，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S市公安局也开始全面复查冤假错案，孙刚承接了查复各地来函的工作。孙刚从一九五一年进公安部门，曾先后干过交通警和户籍警，一九五六年开始专职从事公安档案工作，经验丰富，办事踏实、认真。
函复工作，顾名思义，只消做到对来函查复即可。但老孙并不满足于被动型的工作，常爱“节外生枝”地揽些份外事来做。眼下即有一例。
这年十月的一天，老孙偶尔从一位负责对外接待的同志的口中得知，外调干部屡次对局里保管的汪伪上海市国民党党员登记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要求再作鉴别。这位同志不无所指地对老孙说:“不过，这可不是档案部门的份内事，未必管得了啊。”怎么管不了?“档案管理学”中，不是明明有“档案鉴定”这一说吗?但是，多年来，确有不少档案干部狭义地将“档案鉴定”理解为仅仅是确定档案的保管期限。他们似乎忘记了，连档案的真伪都没搞清之前，任何保管期限都只是一个虚值，即使定下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相反，“假作真时真亦假”，不明真假的档案保管，只会混淆视听，遗患无穷。
在听取过老孙的汇报之后，档案处领导很快就同意了他的“份外”要求。于是，档号D-A-V的厚厚一大樏敌伪档案从柜架中取了下来，堆在老孙的办公桌上。在不影响函复工作的同时，老孙开始品尝这枚有苦味的涩果。
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老孙很快就从这摞档案中发现了几个明显的疑点:
疑点之一，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一月填写的登记表上，填表人的照片大多拍得不伦不类，有穿汗衫、背心的，也有穿运动衣的，甚至还有两人迭影的，这些照片很可能经过翻拍；
疑点之二，这些登记表上所捺的填表人的手印，有许多看上去相同或类似；
疑点之三，有464份登记表上的入党介绍人是章××和劳××，还有80份登记表的介绍人是章××和严××，仅章××一人便在短时间内介绍五百多人加入汪伪国民党，这里，不说它有悖于常识，至少是一个很大的疑窦吧。
然而，疑点在未经证实之前，尚不足为凭。老孙求助于技术部门，请他们对指纹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很快出来了:档案内所捺指纹大部分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仅小部分尚清晰，其中有三十个指纹相同。这就是说，这三十个指印出于同一个手指!
老孙提出的疑点得到初步证实，处务会议上，他建议从寻找登记表上的介绍人开始，进行全面调研。
从刑事档案以及户籍口卡中，他们先后查到了几名介绍人的下落。
章××，男，1901年生，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视道员，国民党力社常委，抗战期间投降日寇，曾任汪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伪安庆县县长，汪伪中央政治保卫部少将秘书处长，1956 年在上海被捕，1958年以汉奸反革命罪补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严××，男，1916年生，曾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蒋记)九区十六分部组织干事，抗战期间加入汪伪国民党，任汪伪中央社会部上海青年干部挺进队干事，1954年以汉奸罪判刑七年。
郁××，女，汪伪中央社会部上海青年干社组织组干事，解放后在××市××小学任教。
劳××，男，汪伪社会部上海青年干社秘书组干事，抗战胜利后随国民党接收台湾，离开大陆。
至此，案情获得重大进展。除劳××之外，孙刚他们先后找到了刑满释放的章××、严××和退休在家的郁××。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三个垂垂之年的伪造者，分别提笔哆哆索索地写下了他们罪行累累的忏悔书。
五、罪恶的一页
一九三九年五月，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等一行十一人，乘日海军飞机秘密赴日，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一系列卖国条件。六月十八日，汪精卫一行结束在日活动，回国策划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八月二十八日，汪伪召开的所谓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沪西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大礼堂(汪伪特工总部)秘密举行。会后，首先办理原国民党员转入汪记国民党的登记手续。同时，汪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在紧锣密鼓中开始筹建。
筹建市党部，没有相当数量的党员不行。于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向他兼任社长的青年干社的喽啰们，下达了在短期内发展五百名党员的指令，同时许诺，谁发展的党员多，谁就可以担任市党部执委。
可是，青年干社总共才一百三十余人，虽已全部填表加入汪伪国民党，尚距五百之数甚远。当时，上海市民抗日情绪高涨，视加入汉奸组织为耻，尽管青干社以介绍工作等为诱饵，但响应者寥寥，公开发展十分困难，青干社黔驴技穷，无计可施。眼看到手的高位有丢失的可能，总干事胡××和秘书主任章××决定孤注一掷，伪造入党名册。参与这项阴谋的还有秘书组干事劳××，组织组主任李××、干事郁××，青年挺进队队长蒋××、干事严××，总务干事戴××，宣传组主任陈××、干事章××，汪伪社会部视察员王××等十余人。
秘书主任章××、组织主任李××均系大学毕业生，前者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者毕业于暨南大学。两人当时在上海的好几所中学任教，还担任了教导主任和训育主任的职务。王××系参加过一九三九年德国奥运会的长跑运动员(一九五○年逃往香港)，蒋××系上海东华足球队主要队员(已死)。他们将所掌握的学生会名册、同学录、体育团体名册，以及报名照、团体合影等，统统拿来做伪造之用。
姓名、学历、住址、简历，有则照抄，无则瞎编；填表人照片一是取自体育团体的报名照，二是将团体照上的头像剪下来，由郁××送往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的照相馆翻拍，复制成“派司照”；填表人签章，起先是将其名字刻在蜡纸上，为求简便，留其名而去其姓，然后用棉花蘸印泥涂抹，后嫌这样太麻烦，他们干脆越俎代庖，胡乱按个手印冒充……
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一月，短短一个半月中，青干社发展党员战绩显赫，达1033人，高居各区党部之首。一九四○年汪伪《史笔》杂志在《今日上海之党务》一文中写道:“此次市党部征求新党员予以补充……经各方同志一个半月之努力，已得丰满之收获，总计征得5190名，而造成上海党务空前未有之记录……前市党部(指蒋记)于民国十九年间举办征求预备党员，限期三个月而无此成绩，足证工作懈怠，言之可叹……”洋洋得意之状，跃然字里行间。
凭此政绩，章××、李××二人同时登上汪伪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的宝座。一九四○年三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章××奉调入京，再次晋升，当上了少将处长。李××则谋得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秘书处副处长的肥缺……
经过半年多的内查外调和多力取证，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1033份登记表中，经严××和郁××辨认，可确定是伪造的达609份，其余424份，须进一步调研方可确定真伪。为慎重起见，档号D-A-V中的所有档案，每本附“考证书”一份，提醒使用者慎重调研，不可轻信。至于蒙冤者，凡能查到下落的，由档案处发出“纠正通知书”。
可以写结案报告了。从开始涉及到搞清真相，前后只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称得上高效率。在他人看来，孙刚是有功之臣。然而，孙刚自己却并不那么认为……
六、劫难后的情怀
东行的汽车驰入了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葱郁的绿色植被，代替了都市纵横交织的楼群和街巷。随着汽车有节奏的颠簸，孙刚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
一桩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特大冤案得以昭雪，倘若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继之而来的一系列使十亿人民普遍得惠的路线、方针、政策，且莫说孙刚这样一个普通的公安档案干部了，就是级别再高一点，能量再大一点的人，又能怎么样呢?对此，孙刚有着比旁人更直观、更真切的感受。
“假如过去的失误，能给将来以教训和清醒，假如我们的不幸和委屈，能换取历史的进步，那么，我个人和家庭遭受的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孙刚的耳边又响起了某百货公司工会主席的话。面对累累创痕，这位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说出了这番胸襟开阔、落落大度的话，听来催人泪下。因为孙刚知道，十年浩劫中，这位老同志因受汪伪假档案的牵连，被连续关押四百多天，倍受摧残。在此期间，他的老母被逼发疯，患病的妻子屡遭批斗，至今卧床不起。平反之后，他对组织、对公安部门，一不责难，二无苛求，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历史和未来，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回顾和更其恢宏的展望。
多好的同志啊!忍辱负重，无怨无悔。然而，不也正因为拥有了这样一大批同志，冤案才有了它存在的基础吗！如果满世界都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吞的人，历史真的还能向前发展吗？
眺望车窗外，金黄的阳光，湛蓝的天空，墨绿的排树，提醒着人们，大千世界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一切，都在时代阳光的照射下变化、繁衍、发展、升腾……前方，东郊热电厂在望。孙刚相信，那位大难不死的俞耕副厂长，会用微笑来表达他的情怀……
（姜龙飞）